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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7722 唐诗闲读:“天荒地变心虽折,若比伤春意未多”

发布日期:2019-12-31 19:18:02

天津7722 唐诗闲读:“天荒地变心虽折,若比伤春意未多”

天津7722,今天接着读李商隐的诗。

李商隐是晚唐重要的大诗人,叫我看,他能称得上大诗人,这很不容易,因为如果他仅停留在写写跟女道士、小姑娘的恋情,跟妻子的伉俪之情,跟朋友们的来往交际,他是得不到这样的诗坛地位的,幸好,他不仅因连续几次应试未中而饱受心理挫伤,还遇上了晚唐最重要的一次国家级的事变——甘露之变。

(甘露之变)

两位野心家

唐文宗大和九年(835),这一年春天,李商隐二十五岁,他再一次入京参加进士试,再一次落榜,第四次了……

这一年的唐帝国朝廷乱象纷呈,动荡不安,“牛李党争”如火如荼,不管是“牛党”还是“李党”人物,一旦获得权柄,紧接着就是毫不犹犹豫地党同伐异,朝中用人,不看才干,只看党派站队,朝廷大员走马灯似的变换……

在无数次的朝局变换之中,出了两位大投机分子(当然,也是大野心家):一位是李训,一位是郑注。

据《旧唐书.李训传》:李训是唐敬宗朝宰相李逢吉的侄子,原名李仲言,“形貌魁梧,神情洒落,辞敏智捷,善揣人意。”曾因谋害前相裴度而获罪被判流放象州(今广西),后遇大赦归京,归京后改名李训,后攀附大宦官王守澄,被举荐给唐文宗;

据《旧唐书.郑注传》:郑注本姓鱼,冒姓郑氏,出身低微,传说他的父亲是个牛医,郑注个子矮相貌丑,但却颇通医道,“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”,后结交大宦官王守澄,也被举荐给唐文宗。

注意两个人的共同点:1、两人能出现在朝局中心,走的都是大宦官王守澄的路子;2、两位都都不是什么正经人,都有改名换姓的经历。

据《郑注传》记载,郑注进入朝廷中心,“时李训已在禁庭,二人相洽,日侍君侧,讲贯太平之术,以为朝夕可致升平。两奸合从,天子益感其说。是时,训、注之权,赫于天下。既得行其志,生平恩仇,丝毫必报。因杨虞卿之狱,挟忌李宗闵李德裕,心所恶者,目为二人之党。朝土相继斥逐,班列为之一空,人人惴栗,若崩厥角。”

你看,李、郑两位是真正的野心家,唐文宗不是反感党争吗,他们索性给朝中的官员都标了牛、李党的标签,稍一碍眼就驱逐出朝,甚至到了“班列为之一空”。

(唐文宗勤政楼上看蹴鞠)

当然,唐文宗也不是傻子,他有自己的打算。唐王朝自宪宗朝起,大唐权柄几乎就完全掌控在宦官手里,甚至皇位转换,也尽出宦官心意,唐文宗自己就是由宦官拥立才登上了皇位,但他实在受不了宦官对他的长期挟制操控。一个皇帝,却不能政由己出,这实在让他感到屈辱,自觉窝囊不堪之际,他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。于是,他选定了李、郑这两位由宦官提拔起来人物,大概选择的理由也很简单:宦官们不易觉察,意想不到便不会设防。

这很有效,因为很快,李训和郑注就替唐文宗除掉了他们共同的恩人大宦官王守澄,他们把王守澄先调离中尉岗位,名义上是升职,给了个虚衔:“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”,这名头足够大,但却没有实权,实际上是架空,然后就是“赐鸩杀之”,一壶毒酒了事。

甘露之变

说说甘露之变的经过。

在事变之前,我们可以想见,唐文宗与李训、郑注(此时李训是宰相之一)等一定是谋划已久,此中细节,不再一一细说。

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(二十一日)早朝(据推算,这一日正是当年的冬至),金吾卫大将韩约上奏称金吾卫大厅后面的石榴树夜降甘露,于是百官称颂祝贺,李训假意建议文宗亲往察看,文宗同意,百官退班,文宗乘软舆由太监们抬着来到靠近金吾卫的含元殿,然后命宰相率中书、尚书两省官员先去查验,查验结果自然是无法判定是否甘露,于是文宗又令宦官仇士良、鱼弘志等带领众内官前去查验(这一次,去的都是宦官的各级头目,也是文宗要杀的目标),同行引路的就是金吾卫大将韩约。

(夜降甘露的石榴树铜塑)

一众人到了金吾卫大厅院内,韩约心中有事,不免神色慌张,额头冒汗,仇士良何等警觉,疑心大起,恰在此时,一阵风过,吹起帘幕,他隐约看到幕后埋伏着的士兵,细听还有兵器相撞之声,两个宦官头子立即回过神来,转身就跑。他们动作太快,伏兵们无法关门打狗,仇士良已经直奔含元殿,接着就要挟持文宗进入内宫,李训当然不愿,抓住软舆不放,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要刺杀仇士良,但宦官人多,李训只坚持到宣政门就被身形庞大的宦官郗志荣击倒,随即唐文宗被挟持进东上阁,然后关上了阁门。

有讽刺意义的是:东上阁大门一关,众宦官竟然齐声高呼“万岁”,显然,这一声“万岁”不是喊给文宗的,而是庆幸他们自己逃过了杀戮,并且掌握了皇帝,他们胜定了。

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,宦官们派出禁军,大开杀戒,血洗长安……被杀的人中,有现任宰相四位,即王涯、贾觫、舍元舆、李训。其他官员则有郑注、王璠、罗立言、郭行馀、韩约、李孝本等与事变有关的,不但本人被杀,而且株连九族:“亲属无问亲疏皆死,孩稚无遗,妻女不死者,没为官婢。”其他无辜死于乱军的官员和平民百姓更是数不胜数。最可怖的,宰相王涯被执行死刑时,仇士良勒令百官必须临视,以达杀鸡吓猴的目的。

(甘露之变时的长安)

“甘露之变”初衷是诛杀宦官,却遭宦官反扑,最终宦官仇士良、鱼弘志反成了平叛功臣,唐文宗虽未被废,但却进一步被宦官控制,据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(宦官),宰相行文书而已。宦官气益盛,迫胁天子,下视宰相,陵暴朝士如草芥。每延英议事,士良等动引训、注折宰相。”有什么大事都是宦官们说了算,宰相只不过是行行文书罢了,仇士良等更是动不动就威胁官员说:你难道要做第二个李训、郑注?想一想,这哪里还是李唐的天下。

直到第二年(开成元年,836年),泽潞节度使刘从谏(重兵在手,是真正的强藩)上表询问王涯等究竟有何罪名,措辞严厉,锋芒直指宦官,唐文宗的腰杆才算稍稍硬起来,朝政才略略回到宰相们手中。

甘露之变中的大诗人们

其实前面写白居易,写杜牧,我们都曾经提到过这次朝堂惊变,但那两位在这次事变中的表现实在配不上他们大诗人名头:

(杜牧画像)

杜牧在“甘露之变”之前为了防止自己卷入这场风波,称病跑到了洛阳,他实质是上是躲过去了。事变之后,杜牧也写了跟事变相关的诗,就是《李甘诗》《李给事二首》,其实是批判李训、郑注,对宦官专权的朝局一声也不敢吭,他志不在党争,又害怕惹祸上身,这是他的个性使然,他胸怀大志,志在家国,心想军旅,但真放在生死关头,他是要缩一下脑袋的,当然,这很正常,大诗人也是人,虽然这时杜牧33岁,正是谋国谋局之时。

白居易在“甘露之变”时,正在洛阳做太子宾客分司(这也是他辞了同州刺史,自己请求得来的职务),闲得不能再闲,对于国事,他的态度干脆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,甚至事后还写了一首诗《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》称:“祸福茫茫不可期,大都早退似先知。”似乎十分庆幸自己早早从京城跑到洛阳,躲过了大难一场。如此一看,白居易写那些关乎民生疾苦的诗,真有理由让我们觉得不彻底、不真诚,当然,白居易是经历了打击之后的人生观转变,也无可厚非,何况这一年,老白已经年过花甲(63岁),你还能希望他做点啥!

(白居易塑像)

李商隐也不在长安,因为他参加了当年春天举行的进士试,第四次落榜之后,正在家乡伤心不振,当然,李商隐估计很快也听到了消息,毕竟“甘露之变”事情太重大了,杀人太多了。

李商隐的反映要沉重得多,他深思熟虑地写了《有感二首》,因为在诗题之下,他还额外做了小注:“乙卯年有感,丙辰年诗成,二诗纪甘露之变。”(事变当年是旧历乙卯年)。两首诗如下:

其一:九服归元化,三灵叶睿图。如何本初辈,自取屈牦诛。有甚当车泣,因劳下殿趋。何成奏云物,直是灭萑苻。证逮符书密,辞连性命俱。竟缘尊汉相,不早辨胡雏。鬼箓分朝部,军烽照上都。敢云堪恸哭,未免怨洪炉。

其二:丹陛犹敷奏,彤庭欻战争。临危对卢植,始悔用庞萌。御仗收前殿,凶徒剧背城。苍黄五色棒,掩遏一阳生。古有清君侧,今非乏老成。素心虽未易,此举太无名。谁瞑衔冤目,宁吞欲绝声。近闻开寿宴,不废用《咸》《英》。

(李商隐像)

这两首五言排律,借汉代旧事写“甘露之变”,其实质是描摹宦官专权的现实,蕴含了李商隐对时局的忧虑之情,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并存。其中第一首叙述甘露之变的情况,以叙为主,叙中夹议;第二首写甘露之变之后的朝局,议论与愤慨居多。

通诗读完,你会发现,这显然是两篇反复推敲的作品。它控诉宦官的杀人如麻,他责备成事不足的李训,甚至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皇帝,站得够高,看得够清,要知道,李商隐这个时候还是屡试不中的白衣士子,但他却已经具备点评时事、指点江山的眼光和胸襟。

为什么李商隐会考虑这么多,我们来想,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年轻,他心里还想着,未来是他这一代的!相比杜牧,他更大胆;相比白居易,他更有担当!在“甘露之变”来临时,李商隐谁更像是个大诗人

与老杜诗风相近的一首诗

我们一定还记得老杜的《哀江头》“少陵野老吞声哭,春日潜行曲江曲。江头宫殿锁千门,细柳新蒲为谁绿?……”老杜那个时候,在局势之下,甚至哭自己的家国都不敢哭出声来,因为叛军就在附近。诗中的曲江即曲江池 ,在长安东南,秦为宜春苑,汉为乐游原,有河水水流曲折,故称曲江。隋文帝以曲名不正,更名芙蓉园,唐之后复名曲江,到开元中更加疏凿,为长安人游赏胜地,每逢佳节,长安皇族更是经常光临此处。

(杜甫塑像)

李商隐在“甘露之变”之后也写了一首《曲江》诗,这是他在开成元年重返长安参加当年举行的进士试之前写的一首诗。全诗如下:

望断平时翠辇过,空闻子夜鬼悲歌。金舆不返倾城色,玉殿犹分下苑波。死忆华亭闻唳鹤,老忧王室泣铜驼。天荒地变心虽折,若比伤春意未多。

显然,李商隐在考前是有意要去曲江看一看的,因为自老杜而后,曲江似乎成了见证唐王朝兴衰的标志性景观。他对长安很熟悉,因为他已经来长安参加了四次考试,“甘露之变”之后,长安的巨大变化迫使他必须要到曲江看一看,看看这个有代表意义的地方有什么变化。

(现在的曲江池)

望断平时翠辇过,空闻子夜鬼悲歌。 望断指向远处望直至看不见。翠辇指饰有翠羽的帝王车驾,李贺有诗《追赋画江潭苑》称:“行云沾翠辇,今日似襄王。”李商隐熟稔李贺之诗,用典也用李贺的。子夜字面指夜半子时,即半夜,同时又指乐府《吴声歌曲》名。《 宋书.乐志一》:“晋孝武太元中, 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《子夜》。殷允为豫章时,豫章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《子夜》。”此处当是合用两意。曲江已经望不见帝王的翠辇经过,只能在夜半聆听冤鬼们的《子夜》悲歌,“甘露之变”杀人太多,蒙冤的显然是大多数。

(长安城市规划图)

金舆不返倾城色,玉殿犹分下苑波。金舆,自然是指帝王乘坐的车轿。倾城色本是形容女子极其美丽。在此指皇帝的嫔妃们。玉殿是宫殿的美称。下苑本指汉代的宜春下苑,到唐时也称曲江池为下苑。宫妃们的金舆再也不从这里返回,因此再也见不到倾城国色,只有曲江的流水在玉殿宫墙的撞击之下水波荡漾。

死忆华亭闻唳鹤,老忧王室泣铜驼。 华亭闻唳鹤有典:西晋名士陆机因被宦官孟玖所谗而被杀,临死前大声悲叹:“华亭(陆机旧宅旁山谷之名)鹤唳,岂可复闻乎?”后来就以“华亭鹤唳”作为感慨生平,悔入仕途的典故,你看,诗人用典很讲究,陆机死于宦官之手,所以用他的典故。铜驼:铜铸的骆驼,一般置于宫门寝殿之前。西晋灭亡前,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,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叹息道: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!”这是哀叹晋室灭亡之声。 临死之际还在想念华亭的鹤唳,忠心的老臣忧念王室的命运而悲泣铜驼。

(洛阳八景之一:铜驼暮雨)

天荒地变心虽折,若比伤春意未多。 天荒地变: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巨变。这里应当指 “流血千门,僵尸万计”的“甘露之变”。伤春:为春天的逝去而悲伤。诗写于春天,所以伤春,这是字面意思,但伤春的悲伤显然比不过甘露之变的悲伤,何以称“意未多”呢?显然,这里的伤春,是伤国家之春,与上面的泣铜驼是一意相承。“甘露之变”尽管令人心摧肠断,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已经面临衰颓没落的命运,让人悲意顿生。

李商隐写这首诗时,距离907年唐亡还有七十年,但诗人已经敏感地预见到国运的衰颓。在这样的时局之下,唐文宗却还有心情“开寿宴”(唐文宗生日是十月初十,上面《有感》诗里的“开寿宴”当指所有的宴饮,并不单指贺寿之宴),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。

如果说老杜的曲江《哀江头》是在感叹盛唐的一去不返,那么李商隐的《曲江》则是大唐行将灭国的一曲悲歌。“甘露之变”的巨大变换,使他真正站到了相对的高度,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,这对于李商隐来说,是幸事,否则,他很可能会一直停留在“言情”题材里跳不出来,他的诗就会局限在写写痴男怨女的悲欢离合,不涉及相对宏大的时代现实题材,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。

(荥阳的李商隐墓)

但或许正因为李商隐写了这样的诗,他成了一个“一生襟抱未曾开”的失意诗人,那个时代,不需要他这样敢说话的诗人。尽管李商隐后来已经不敢说了,至少不敢直说了,于是,他的诗变得晦涩难猜,但他的诗对于他的仕途,仍然不再有更大的积极作用。

是晚唐的大时代铸就了李商隐的诗风,想及此节,不禁是一声长叹!

(【唐诗闲读】之209,图片引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)